探討評審專家制度結構性失靈緣由及重構路徑
2026年03月04日 09:34 來源：中國政府采購報 【打印】 
編者按：評審專家作為政府采購公平公正的“守門人”，其專業素養、職業操守與履職效能直接關系到采購質量、資金效益乃至營商環境。近年來，從中央到地方，各級政府密集出臺新規，對評審專家管理進行系統性升級。本版特設專欄，深入探討當前評審專家管理體系改革的深層邏輯、實踐挑戰與未來方向，剖析如何構建一支“專業精通、行為規范、監督有效”的現代化評審專家隊伍。
探討評審專家制度結構性失靈緣由及重構路徑
■ 宋軍
近年來，因評審專家履職不當而引發的采購風險時有發生。筆者認為，這暴露了從頂層設計到末端執行、從權力約束到責任歸屬的系統性失靈。因此，有必要超越對個體操守的質疑，直指制度本身。本文試圖探索評審專家制度結構性失靈緣由及重構路徑，以期為相關部門完善評審專家管理制度提供參考。
制度異化：從“專業守門人”到“權責失衡的第三方”
評審專家制度設計的初衷，是引入專業、獨立的第三方力量，以彌補“誰采購、誰負責”可能導致的“誰采購、誰獨斷”和專業性不足的缺陷。然而，這一制度在運行中發生了雙重異化，形成了典型的制度悖論。
一是準入的“形式化”與能力的“空心化”。當前，“重靜態資質、輕動態能力”的準入機制，已無法應對日新月異的技術發展與復雜采購需求。比如，某地采購項目中，四位“60后”“70后”評審專家的年齡結構僅是表象，更深層的是制度對專家知識持續更新、專業深度迭代的機制性缺位。這導致專家庫規模雖大，但有效供給不足，其專業判斷的“權威性”根基正在動搖。換言之，一個僅憑職稱和歷史經驗入庫的專家，可能并不比擁有最新數據和行業洞察的采購人團隊更專業。
二是權力的“絕對化”與責任的“虛擬化”。專家在評審中，特別是在主觀因素上，掌握了近乎絕對的自由裁量權，能夠決定巨額公共資金的流向。然而，與之匹配的責任追究機制卻極其孱弱。比如，某地專家可以輕易以身體不適為由集體退場，卻無需承擔項目延期、流標等可能造成的重大損失，這正是“權、責、利”嚴重失衡的極端體現。這種格局不僅架空了采購人的主體責任，更使評審本身淪為一種“無風險權力”，為權力尋租和責任逃避提供了空間。筆者認為，一個臨時組建、與項目結果無長期利害關系的團隊，卻掌握著項目“生殺大權”，這本身就是巨大的制度風險。
制度保障的缺失：從“依賴道德”到“構建系統”
職業精神究竟靠什么保障？答案顯而易見：不能依賴飄忽的道德自覺，而必須構建剛性的制度系統。但筆者認為，當前制度存在三大“斷點”。
一是過程“黑箱”。雖然全流程電子化采購正在全面鋪開，但部分地方的評審討論缺乏全程、不可篡改的錄音錄像與電子化留痕，專家個人意見與最終結論間的邏輯鏈條斷裂。在評審過程中評審專家到底對哪些內容可以討論或者發表意見？如何對客觀分形成一致意見？對此，目前業內并沒有明確、統一的標準。
二是評價“缺失”。若每次評審表現的“一標一評”缺乏量化考核與信用累積，則部分專家便會認為“干好干壞一個樣”。此外，有少數專家濫竽充數，剛一入庫就抽到了千萬以上的采購項目，但評審時整個過程形同“木偶”。
三是追溯“無力”。即便項目后期暴露出嚴重問題，也難以回溯并認定評審環節的具體責任。
因此，制度保障必須系統化。以透明過程壓縮尋租空間，以量化評價形成行為約束，以終身追溯壓實個體責任。
異地評審的“責任懸浮”困境與數據化破局
遠程異地評審旨在打破地域壁壘，卻在一些事件中暴露了更為棘手的“責任懸浮”問題。比如，專家行為發生在副場，影響結果在主場，其管理權、監督權、處罰權分屬不同行政主體。當問題出現時，極易產生責任推諉，形成監管“真空地帶”。
在筆者看來，想要解決此困局，不能再依賴傳統的行政區劃思維，而應轉向以數據流驅動管理流的全國一體化平臺思維。核心是建立全國統一的評審專家信用與行為數據庫，實現“一處受罰、處處受限”。專家的每次評審行為、每個評分偏離度、每次違規記錄，都作為信用標簽在全國范圍內實時共享。此舉將徹底打破地域藩籬，使專家無論身在何處評審，其權責都能被清晰追溯和認定，讓“責任懸浮”落地為“責任綁定”。
管理權屬的法定化困境與規范路徑
當前，評審專家管理權屬的模糊與沖突，根源在于不同法律體系下監管職能的交叉重疊。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》及其實施條例，各級人民政府財政部門是負責政府采購監督管理的法定部門，依法履行對政府采購活動（包括評審專家庫）的監督管理職責。在工程建設項目招標投標領域，依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》及有關規定，其行政監督職責由各級人民政府發展改革部門指導協調，并由工業和信息化、住房和城鄉建設、交通運輸、水利、商務等各行業主管部門在各自職責范圍內分別負責。這種基于項目性質和法律淵源的分散管理模式，是當前行政管理的基本格局。
與此同時，為優化資源配置、提高監管效能，部分地方探索設立了相對統一的公共資源交易監管機構，嘗試對各類交易平臺（包括專家庫）進行綜合管理與服務工作。然而，這類機構的設立依據、法律授權及其與財政、發改等法定監督部門的具體職責邊界，在實踐中時常存在不夠清晰的情形。以某省數據管理局為例，其在承擔公共資源交易平臺運行服務、保障交易過程順利進行的職責時，對專家庫作出調整出庫等處理決定，實質上涉及對專家執業資格的管理與處分。此類行為若缺乏法律法規的明確授權或法定監督部門的有效委托，則可能面臨行政主體資格與職權合法性的審視，偏離了“法無授權不可為”的依法行政基本原則。
為從根本上規范管理秩序、提升監管權威，推動“管理權屬法定化”已成為當務之急。其核心路徑在于，通過國家層面的法律修訂或制定專門行政法規，系統性地明確評審專家統一監督管理制度。具體而言，可考慮在維持現有法定部門依法履職的基礎上，進一步強化和明確一個核心協調監督主體，由其牽頭建立全國統一或省級統籌的專家庫標準、準入條件、行為規范、懲戒規則及信息共享機制，并對各行業、各地方專家庫的日常管理進行指導與監督。此舉旨在構建“統分結合、權責清晰、運行高效”的監管格局，從源頭上厘清職責，確保專家管理工作在法治軌道上規范、有序運行。
系統性重構：從“修補”到“重塑”的四項建議
基于以上分析，未來的改革不應再是零敲碎打的制度“修補”，而應是一場深刻的制度“重塑”。筆者認為，應借助修法契機，對評審專家制度重新設計，具體建議如下表所示。
評審專家制度已走到了必須進行系統性、數字化、法定化重構的歷史關口。推動評審專家制度擺脫當前的信任危機，真正成為守護公共資金安全、提升公共服務質量的堅實基石，不僅是制度改革的必然，更是對公共信任應有的回應。
（作者單位：采招云數智化采購研究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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